麥：坦率地說，《密碼》我改寫成長篇時最開始還有一稿，叫《密密碼碼》，已經(jīng)寫完了，十幾萬字。但這個小說我給了出版社后，有一種意見說我這個小說和《密碼》太接近了，就是一個擴寫，沒有新意，只是更豐滿扎實了。這句話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打擊。如果它單純是一個擴寫的作品肯定沒什么意思，對作家來說也不是一個嚴肅的創(chuàng)作態(tài)度。于是我把它丟下了，這一丟就是大半年。有一天看《圣經(jīng)》時我突然發(fā)現(xiàn)，《圣經(jīng)》的幾個福音其實講的都是同一個事：耶穌怎么來到人間，耶穌在人間做了什么事。只不過由不同的人講述，出現(xiàn)了許多新的東西。這對我很有啟發(fā)，我想《風聲》講述的那段抗戰(zhàn)的歷史以前一直是 在發(fā)言，同樣一件事情，國民黨會采取怎樣的發(fā)言方式?當我這樣想的時候，我覺得這篇小說可以重寫了。這完全是一種嶄新的擴寫，結(jié)構(gòu)是新的，人物是新的，甚至提供了新的主題。我認為，抗戰(zhàn)那段歷史有太多的誤導，實際情況遠比現(xiàn)有的主流敘述要復雜得多，我把一個故事由國共雙方和“我”三個視角來講述，其實有象征意味在里面。為什么我取名叫《風聲》?風聲這個詞蘊含著一些不確定性，這個“風聲”是真是假我不知道。從某種意義上說，歷史就像風聲一樣飄忽不定，真假難辨。

　　季：你曾說過，“小說是技術活”，你一直在“追求難度”。你對小說技術性的追求與你對當下文學的判斷有關系嗎?你認為目前小說創(chuàng)作更需要解決“怎么寫”的問題?你所理解的小說的“技術性”包括哪些方面?

　　麥：我有一個觀點，歸根到底，作家怎么寫是次要的，寫什么才是重要的。但是現(xiàn)在為什么我經(jīng)常在強調(diào)“怎么寫”，包括對自己也有這樣的要求，這是因為中國作家“怎么寫”這一關始終沒過。

　　80年代的先鋒小說是改變中國文學趣味的一次探索，他們強調(diào)“怎么寫”，至于“寫什么”好像是無關緊要的。這很好，在當時很需要。但最后這種探索某種意義上像五四那時一樣，不成功、不徹底，我們沒有把“怎么寫”的任務徹底完成，半途而廢了。整體上“怎么寫”依然沒有過關，所以我們經(jīng)�？吹酱罅科凭`百出的作品充塞在我們眼前。很多小說缺乏基本的文學教養(yǎng)，缺乏基本的文學美感，語言粗糙、故事平庸、見識低下，讓你讀不下去。有些小說雖然真誠地想為底層發(fā)言，但問題是他發(fā)的言不可信，他的細節(jié)、他的情感、他的推進，缺乏邏輯性，沒有力量。這就是“怎么寫”的問題。文本起什么作用?它是個容器，你要寫的內(nèi)容是水，如果這個容器漏洞百出，最好的內(nèi)容也會漏掉。我記得王安憶在一次發(fā)言中說，我們不少小說很荒唐，兩個人物談事動不動就去酒吧、咖啡館，民工也小資得不行。所以，她提出我們要解決小說的生計問題。生計問題就是基本問題，就是怎么寫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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