俠從一開始就具有深刻的平民性，且在歷史上幾乎一以貫之，這也是其能深入社會肌理，進而針砭時弊、糾偏矯正的原因。當今中國雖經濟發(fā)展、物質繁榮，但拜金享樂、急功近利、浮夸炫耀之風四處蔓延，究其本源，乃個體文化人格的偏頗與缺失，俠之“仗義疏財，赴人困厄，重諾守信，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的精神氣概與人格風范正是一劑對癥的良藥，試想如今不少驕奢淫逸的“富二代”如果能有些許真正的俠者氣概，那他們能產生的正面能量將是不可估量的，尤其是在傳媒高度發(fā)達的今天。當然，更重要的還是俠義與俠行在普羅大眾中的散播，畢竟平民性才是其本質特點，聊可欣慰的是，國人在危難關頭的表現約略浮現出了俠的影子，或可視為俠心未泯的象征。

　　歸根到底，俠作為一種獨立的文化人格而穿越千載，盡管中國傳統(tǒng)上推崇儒、釋、道合一的人格模式，但無論是儒家的仁和謙沖，還是道家的虛靜無為，抑或佛家的明心見性，都無法觸及理想人格模式的全部內涵。事實上，俠早已成為一種獨立的人格流品而與儒、道、佛并駕齊驅，盡管俠沒有系統(tǒng)的理論思想，但它在道德實踐、社會影響等諸層面并不在此三家之下，在某些歷史階段甚至實現了超越，尤其是在近世演化中所出現的明顯的“儒俠互補”傾向，更是證明了俠在近代理想人格模式重構中的重要地位，而俠在當代的最大價值正是體現在對中國人傳統(tǒng)人格的建設性重構之中，有俠參與構建的人格，才是一種更加健康的中國人的理想人格，這也是對中國傳統(tǒng)的一種創(chuàng)造性轉化。

　　無論是亂世，還是治世，俠都如影隨形地出沒世間，與中國歷史和文化伴隨始終，正如章太炎在《儒俠》中的評價：“當亂世則輔民，當治世則輔法”，俠在二十一世紀的當代中國依然大有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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