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 的文化人類學家卡爾·榮格曾說：“一切文化將最終積淀為人格”，這與《周易》中的“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可謂異曲同工。筆者認為，文化人格乃一國之文化傳承與延續(xù)的關鍵密碼，恰似DNA之為生命遺傳的暗碼。作為文化積淀的產(chǎn)物，文化人格反映了一段歷史時期內(nèi)具有普遍傾向性的人格特質，一種文化人格往往構成了某一具體人格的一個側面。在此意義上，較之于傳統(tǒng)儒、釋、道三分的研究指向，作為中國文化獨特產(chǎn)品的俠文化人格卻更多地存在于歷代的武俠小說、傳奇故事乃至今天的商業(yè)電影中，伴隨著一次次的虛構、篡改、放大、曲解、誤讀……關于俠的敘事與讀解已不復歷史的真實，并漸次墮落為市井中人滿足獵奇心理的精神快餐。因此，對于俠文化人格歷史流變的探究與闡釋就更像一次逆流而上的宏大歷險，一段看似熱鬧卻注定孤獨的文化苦旅。

　　俠的起源與中國性

　　關于俠的起源，歷來爭議頗多：俠起源于士說，起源于刺客說，起源于諸子說，起源于民間說等等，莫衷一是。我認為，俠作為一種社會歷史文化現(xiàn)象，畢竟存在于歷史文獻典籍的時代性敘述和文學藝術作品的想像性建構之中，活躍于不同時代追求公道、正義、自由的人們的思想觀念中，難免帶有一定的功利傾向與主觀色彩。因此，用武士、平民、游民、諸子乃至原始氏族遺風、神話原型等標準來加以規(guī)約，其闡釋的罅漏和矛盾是不言自明的�？梢哉f，每一個社會團體或學派都有可能產(chǎn)生俠，但說它源自某一個社會團體或學派，就未免以偏概全了。所以，與其說俠的思想來源于儒、墨、道等種種學說，不如將之視為一種行動哲學，一種基于道德體認與人格風范的個性實踐，章炳麟《儒俠》篇中“俠者無書，不得附九流”一語便道盡了俠的底蘊。

　　從社會基礎而言，中國的俠從一開始就不限于貴族，而包括了許多平民在內(nèi)，這也反映了俠之超越階級的特點。司馬遷《史記·游俠列傳》云：“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于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于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

　　不難看出，太史公以“布衣之俠”、“閭巷之俠”、“匹夫之俠”等詞來勾勒俠之平民性的面向，并將之與戰(zhàn)國四公子相比照。在他的觀念中，戰(zhàn)國時代的俠可以分為兩類：貴族之俠(或曰卿相之俠)和平民之俠，而后者尤為可貴。此一時期，俠的思想和行為中包含著極大的復雜性，而其潛在的破壞性也是顯而易見的。無論是貴族中孟嘗君之流或平民中朱家、郭解之輩，都為大批武士提供財力支持和政治庇護，而這些武士往往是違法犯禁的亡命之徒。難怪《韓非子·五蠹》云：“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而人主皆禮之，此所以亂也。”在韓非子眼中，俠這一群體以武犯禁，對國家的穩(wěn)定構成極大的威脅，對俠進行了全盤否定。盡管這一論點有著明顯的偏頗，但卻提醒我們一個重要的事實：早期的俠并不是普羅大眾所熟悉的孤獨的、形單影只的瀟灑劍客，而是豢養(yǎng)著一大批武士的組織領袖和霸主。關于這一點，錢穆在《釋俠》篇中進行了精彩的闡釋：“史公特指孟嘗、春申、平原、信陵為俠，至其所養(yǎng)，則不當獲俠稱，故曰匹夫之俠，湮沒不見……故孟嘗、春申、平原、信陵謂之卿相之俠，朱家、郭解之流謂之閭巷之俠、布衣之俠，知凡俠皆由所養(yǎng)，而所養(yǎng)者非俠。此義，又可征之于《淮南》之《泛論訓》。其言曰：北楚有任俠者，其子孫數(shù)諫而止之，不聽也�？h有賊，大搜其廬，事果發(fā)覺。夜驚而走，追，道及之。其所施德者皆為之戰(zhàn)，得免而遂反。語其子曰：‘汝數(shù)止吾為俠。今有難，果賴而免身。’此任俠為有所養(yǎng)之證也。至其所施德為之戰(zhàn)者，則轉不得俠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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