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指出的是，《溫暖的南極》的精彩之處正好在于這種無法行動的悲劇的存在。當女主角借助閱讀恢復了感性以后，當她明白自己的欲望不過是一種“普遍人性”的結構時——注意——她依然無法完成這種普遍性。我想這是蔣一談的高明之處，通過對吉根《南極》的征用和對話，他凸顯的是另外一種現(xiàn)實的結構，在這個現(xiàn)實的結構中，個人視域不斷被社會視域擠壓、阻隔和改造。女主角固然是以中產階級的身份出現(xiàn)，但是她所遭遇到的現(xiàn)實卻并非是一種中產階級式的。小說特別描寫了兩個細節(jié)，第一個是女主角遭遇到了一個開吉普車的丑陋男人，這個男人因為要超車而對她進行了惡毒的咒罵;第二個是她在天橋上遇到了一個乞討的女人，這個女人以夸飾她的苦難(昏迷的植物人丈夫和已有身孕的事實)來獲得同情。這兩個細節(jié)像兩根鋒利的釘子釘在了這個短小精悍的小說中，它們好像某種恥辱的標志，提醒著女主角和所有的讀者，這里不是吉根小說敘述的愛爾蘭，在那里，一夜情是一種浪漫的詩意之旅，即使這種行為最后獲得“罪”的懲罰。而這里是中國，粗鄙的社會視域已經(jīng)把一切詩意消解殆盡，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女主角面臨著更大的內心分裂，她僅僅只能是在閱讀和想象中完成《南極》一樣的行為，她作為普遍的女性卻遭遇到了一個并不具有普遍性的社會結構。在這個意義上，《溫暖的南極》改寫了《南極》的主題，并非是普遍的情欲的原罪問題，而是普遍的人性與非人性的社會結構之間的矛盾沖突問題，因此，《溫暖的南極》只可能屬于“第三世界”國家的文學。

　　正是因為這種社會視域的涌入，蔣一談的小說超越了故事的層面而進入了另外一個更大的解讀系統(tǒng)——他的小說是關于“當下中國”的寓言一種。在蔣一談已經(jīng)出版的小說集中，有兩篇小說被直接冠以“中國”之名，一篇是《Chinastory》，一篇是《中國鯉》�！禖hinastory》至少有三個層次值得我們注意，首先它是新聞事件意義上的中國故事，這不僅是指小說中數(shù)次引用具體的新聞作為故事的內容之一，更重要的是，該小說的主要故事情節(jié)——孤身生活在小鎮(zhèn)的父親為了讀懂遠在北京工作的兒子編輯的雜志而刻苦學習英文，最后孤獨地死在臥室里——本身就是一個包含了豐富的信息量的大新聞。其次是指蔣一談的這樣一個以“城鄉(xiāng)”、“父子”為主體結構的故事實際上繼承了現(xiàn)代文學的主題，但是，這里的情況被顛倒了，在現(xiàn)代文學名篇王魯彥的《黃金》里，在城市工作的兒子定期給家里匯款，構成這個家庭尊嚴的基石。也就是說城市在那個時候雖然也在一定程度上剝削著鄉(xiāng)村，但是偶爾也會向鄉(xiāng)村輸血，但是在《Chinastory》里，城市完全是一個無情無義的剝削者，它以一種隱性的方式(父子之情)表露出其資本嗜血的本質，它剝奪一切：親情，金錢甚至是表達能力。由此可以到達小說的第三個層次，正如這個小說題目所象征的，為什么不是“中國故事”而是“Chinastory”呢?為什么父親要通過學習英語才能讀懂發(fā)表在雜志上的中國故事呢?也就是說，為什么中國故事要用英語才能被閱讀，被傳播，被接受呢?它隱喻了一種“失語”的現(xiàn)實：生在中國而并不能了解中國，或者根本就無法講述中國故事，中國故事只有通過“轉譯”才能被表達。這是一個極其深刻的隱喻——Chianstory——它不僅暗示了當代中國自我敘述能力上的孱弱，也指向蔣一談寫作學上的抱負，即，通過一種普遍化的語言，將中國故事普遍化。這正是蔣一談小說語言的特征：準確。因為只有在準確性這一點上，所有的語言才是可以互譯的。但是蔣一談顯然忽略了這種普遍化的語言和表達可能只是一種一廂情愿的幻想，它就像完美的民主制度和全球化運動一樣，只可能是一種理念的建構而不可能是現(xiàn)實的存在。還好蔣一談小說家的敏感拯救了他，《中國鯉》的故事解構了這種普遍化的幻想：中國的鯉魚到了美國后，遭到的是屠殺的命運，那個美國男人始終強調的一點是“它們是中國的魚……不是我們的……它們生在中國……”。需要注意的是，這是“我”在飛機上無意中閱讀到一篇用英文寫的故事，“我”讀完后想到的是“一百年前被美國商人帶去修筑鐵路、挖掘金礦的中國勞工，想到現(xiàn)在千千萬萬移民在美國的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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