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論存在多少爭議,“作家排行榜”總算走過了10年,這為粗描當下閱讀生態(tài)提供了可能。
2005年,排在榜首的作家是余秋雨(1400萬),2015年,排在榜首的是江南(3200萬),后者財富是前者的2.29倍,將此落差平攤到10年中,則年均增長率為9.6%。相比之下,2005年中國GDP為18.59萬億,2015年為67.67萬億,后者是前者的3.64倍,年均增長率超過15.4%。
顯然,作家們的財富增長未能跑贏大盤。如果擴大計算范圍,則2005年榜單前三名作家的總財富為3550萬元,而2015年的總財富為7100萬元,后者為前者2倍,則年均增長率更跌至8%。
這,與人們的直觀感覺相一致。
至于榜單中的“嚴肅作家”(兒童作家除外),亦明顯呈走低趨勢:2005年尚有2人能列入前10位,以后9年,只有莫言兩度進入前10,此外再無一人突圍。按排名前20位統(tǒng)計,2005年“嚴肅作家”尚有10人入榜,占據(jù)半壁江山,此后只有1次有5人入榜,2015年榜單中只收入2人。
參照此榜,我們就不知道還有梁鴻(《中國在梁莊》的作者)、阿乙(《灰故事》的作者),更無論趙志明、曹寇、路內(nèi)等。
榜單折射出來的東西,不應由榜單來擔責。顯然,在寫作市場化的過程中,我們遭遇了足球職業(yè)化同樣的問題——表面看還算喧鬧,但水平日漸下滑,且出現(xiàn)了后繼乏人的現(xiàn)象。
與足球相比,寫作的困境被隱藏得更深,因為中國作家在國際上仍在不斷獲獎,中國文學的世界地位似乎不降反升。但,創(chuàng)作與獲獎之間存在時間差,從文學新人到寫出代表作,往往需多年積累,且作品譯成外文,走向世界,也需時間。文學獎所肯定的,常常是20年前的耕耘,而20年后,當我們意識到田園荒蕪時,再想補救還來得及嗎?
越市場,越退步,這不僅有市場的問題,也有市場規(guī)則不完善、市場環(huán)境不健康的問題。
不成熟的市場總是短視的,不僅要賺大錢,還要賺快錢,沒有耐心去培養(yǎng)梯隊,不愿為未來投入,在一個太擠仄的市場中,誰停下來遠眺未來,誰就有可能被甩下,成為犧牲品?倿樯娑癖,談理想未免 。郭敬明曾說,年收入2000多萬就能成為一個行業(yè)的第一,這個行業(yè)一定出了大問題。
為了掙快錢,只好搜盡資源并將其賤賣,當所有公地都被糟蹋掉,則新人再想出頭,便只能靠盤外招,三分寫七分炒,他們被逼成更合格的市場人,卻因此失去了成為更 作家的可能。
不否認,當下仍有許多專業(yè)文學刊物,“嚴肅文學”的“圈子”亦在,但它原本就是低效率的,如果不是對其封閉、保守不滿,當年很多有前途的作者也就沒必要去擁抱市場,并將市場視為拯救一切的靈丹妙藥了。如今,這套陳舊的評價體系反而被視為拯救“嚴肅文學”的稻草,豈非“更向荒唐演大荒”。
傳統(tǒng)“圈子”的最大問題,在于等級制,通過一番自我定義,將創(chuàng)作人為地劃分為“嚴肅”與“通俗”,從而為人治創(chuàng)造了空間,一部作品讀者再歡迎,只要大佬不喜歡,就可能被打入另冊,再難翻身。
從文學史上看,林語堂、盛成、熊式一、蔣彝等在國外文壇贏得赫赫聲名的作家,在國內(nèi)卻一度寂寂無名,以熊式一為例,直到他去世時,大陸尚未出版過他的作品的中譯本,這再好不過地說明了:“圈子”提供的并不完全是正能量,期望它來護佑“嚴肅文學”,未免浪漫過度。這些年來,不少“老作家”新作不斷,但越寫越差,卻無人敢指出來,而這些劣作能公然出版,且襲取市場化的炒作手段,被吹噓成巨著、突破等,可見,“圈子”與逐利并非不可媾和,它們原本就是血脈相連。
博弈論中有“智豬博弈”說,即大小豬共食,每按一下按鈕,有10個單位食料進入,但按一下要先花掉2個單位的能量,小豬按時,大豬先到槽邊,可吃到9單位食物,大豬按時,小豬先到槽邊,可吃到4單位食物,則小豬的策略將是永遠不按按鈕,只吃白食。
可以指責小豬不勞而獲,可不要忘了,它去按按鈕,即為付出2單位勞動、只得1單位食物,長此以往,只能餓死。能否走出困境,并不由小豬決定,關(guān)鍵看大豬,既不改變規(guī)則,大豬又不肯退讓,必然互損:要么小豬永遠搭便車,要么大家一起餓死。
這樣的“公地危機”,在生活中并不罕見,公共環(huán)境常布滿垃圾,公共設(shè)施常被損毀,公共秩序常有紛擾,則公共閱讀品質(zhì)下降,又何必大驚小怪。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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