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教培放開了?專家解讀 并非放開義務教育階段學科類培訓

　　近日，國務院印發(fā)《關于促進服務消費高質量發(fā)展的意見》（下稱《意見》）提出，推動社會培訓機構面向公眾需求提高服務質量。指導學校按照有關規(guī)定通過購買服務等方式引進具有相應資質的第三方機構提供非學科類優(yōu)質公益課后服務。

　　這條旨在指引非學科類培訓發(fā)展，促進教育和培訓合理消費的政策，卻被個別自媒體誤讀為“教培重新開放，教培機構又可以重新開班了”。

　　對教育動態(tài)敏感的“家長群”也在流傳這些話題：“教培松綁，你支持嗎？”“抓住！教培行業(yè)又回來了”。雙減之下的教育培訓行業(yè)，咋又突然成了轉發(fā)頂流？

　　更有家長搬出了近日國務院出臺的《關于促進服務消費高質量發(fā)展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并勾畫了紅線，聲稱這就是猜想的出處。一時之間，“教培行業(yè)的春天又回來了”這樣的話題成為了家長群的熱議目標。

　　專家指出，教育股中多家機構屬于成人培訓、職業(yè)培訓類別，從未受到政策限制。市場行情討論中既有熟悉政策的投資者針對“非學科類培訓”“引進第三方參與課后服務”等關鍵點進行了精準解讀，也有來自部分投資者、自媒體的誤讀。這些誤讀的根本原因在于對政策的誤解。“雙減”政策中一個相當重要的分界點是：把面向中小學生的培訓劃分為“學科類”和“非學科類”。政策一方面從未完全禁止學科類培訓機構，只是以“教育公益”的標準對其價格和數量進行嚴格限制；另一方面沒有限制非學科類培訓機構的數量，只是對其消防安全、學生人身安全等作出規(guī)定。到目前為止，還沒有重新放開義務教育階段學科類培訓機構登記的政策出臺。

　　對于目前被許可的非營利性學科類培訓機構，面向公眾需求，提高服務質量，是其經營的當然之舉，也是未來發(fā)展的必由之路。下一步，地方主管部門應完善價格等方面監(jiān)管，推動培訓機構提高質量，讓家長掏錢放心，學生培訓舒心。

　　《意見》提到的社會培訓機構，可以理解為職業(yè)技能培訓機構、校外培訓機構等各類機構，校外培訓機構又可分為學科類和非學科類培訓機構。

　　被誤讀的關鍵是義務教育階段學科類培訓機構。中辦、國辦印發(fā)的《關于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yè)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下稱《“雙減”意見》）規(guī)定，各地不再審批新的面向義務教育階段學生的學科類校外培訓機構，現有學科類培訓機構統(tǒng)一登記為非營利性機構。對現有學科類培訓機構重新審核登記，逐步壓減。

　　上海市教育科學研究院民辦教育研究所所長董圣足介紹，《意見》與《“雙減”意見》并不沖突，目前國家和地方也并未出臺改變《“雙減”意見》的政策，對義務教育階段學科類培訓機構的監(jiān)管并未放松。

　　“雙減”以來，監(jiān)管對校外培訓實行分類管理，管理手段有所區(qū)別。

　　教育部2021年7月曾印發(fā)通知，規(guī)定語文、數學、外語、物理等學科的校外培訓按照學科類培訓管理，培訓機構登記為非營利性法人，并由主管部門實行規(guī)模調控。體育、藝術、綜合實踐活動等科目的校外培訓按照非學科類培訓管理，可以登記為營利性法人并實行市場定價，但同樣遵循教育公益性原則，成為學校教育有益補充。

　　“對于非學科類校外培訓，少年宮、博物館、科技館等提供的公益性校外教育，以及研學等綜合實踐活動，國家政策一以貫之是予以鼓勵支持的。”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說。

　　實際上，學科類培訓機構雖然已壓減，但并未取消，“教培重新開放”自然無從說起。在全國校外教育培訓監(jiān)管與服務綜合平臺，目前可以查詢到4000多家義務教育階段非營利性學科類培訓機構。

　　“對于留存下來的學科類培訓機構，在符合‘雙減’規(guī)定的前提下，推動培訓機構面向公眾需求提高服務質量是合情合理合規(guī)的。”董圣足告訴記者。

　　對于學科類培訓機構如何提高服務質量，董圣足認為，有的地方“不是規(guī)范整頓而是全部禁止”的做法顯得矯枉過正，允許適當比例的學科類培訓機構存在，可以滿足一些學生的正常補習需求。

　　同時，他還建議，各地可考慮根據實際情況，實事求是，適度放寬學科類培訓機構的部分限制，允許學科類培訓機構針對特殊培訓需求如差生補習等探索優(yōu)質優(yōu)價制度，在實現機構自身良性循環(huán)的基礎上提高服務的針對性，提升培訓質量和服務水平。

　　評論：激發(fā)培訓消費活力，并非放開義務教育階段學科類培訓

　　日前國務院出臺《關于促進服務消費高質量發(fā)展的意見》（下文簡稱《意見》），文中“激發(fā)改善型消費活力”中提到教育和培訓消費，被市場解讀為利好。據報道，8月5日至7日，連續(xù)三天教育培訓板塊持續(xù)活躍，被不少人認為是教培行業(yè)又一次迎來了春天。

　　“教培行業(yè)復蘇”“教培行業(yè)迎來春天”，這都是對政策的過度解讀。政策所提到的“培訓”，與一些自媒體解讀的“義務教育階段學科類培訓”并非一個概念。對校外非學科培訓、職業(yè)培訓、成人繼續(xù)培訓，國家政策一直是鼓勵、支持的，而對義務教育學科類培訓依舊實行嚴監(jiān)管。激發(fā)教育和培訓消費活力是規(guī)范培訓業(yè)發(fā)展，并促進提高服務質量，而非放開義務教育階段學科類培訓。

　　《意見》對“教育和培訓消費”有進一步的界定。具體為：推動高等院校、科研機構、社會組織開放優(yōu)質教育資源，滿足社會大眾多元化、個性化學習需求。推動職業(yè)教育提質增效，建設高水平職業(yè)學校和專業(yè)。推動社會培訓機構面向公眾需求提高服務質量。指導學校按照有關規(guī)定通過購買服務等方式引進具有相應資質的第三方機構提供非學科類優(yōu)質公益課后服務。鼓勵與國際知名高等院校在華開展高水平合作辦學。顯然，推動培訓消費的核心措施是由學校購買校外第三方服務為學生提供非學科課后服務，而不是一些自媒體所解讀的開放學科類培訓。

　　事實上，這并非新措施。實施“雙減”以來，我國教育部門一直在推動學校提供優(yōu)質的課后服務，以此疏導家長對校外培訓的需求。而鑒于學校的師資力量有限，購買校外第三方服務，就既可豐富課后服務的課程、活動，又可引導校外培訓機構轉型，支持非學科培訓發(fā)展。

　　但不可回避的是，由于中高考升學仍主要根據學生的考試總分、排名進行錄取，部分學生仍有提高成績進更好的學校的訴求，因此，在對義務教育階段的學科類培訓進行從嚴監(jiān)管后，出現了隱形、變異的學科類培訓，包括有的進行非學科培訓的機構，把學科類培訓包裝為非學科培訓。如何治理隱形、變異的學科類培訓，成為校外培訓監(jiān)管的難點。

　　在此背景下，每過一段時間，都有針對校外培訓政策的“一驚一乍”解讀。如2023年7月，《校外培訓行政處罰暫行辦法》通過，當時不少自媒體的解讀是“禁止一切校外培訓”。今年2月，教育部網站發(fā)布公告，對《校外培訓管理條例》（征求意見稿）公開向社會征求意見。對此，有媒體將其解讀為放開校外培訓，“教培業(yè)的春天到了”。

　　這都是偏離政策本身，把校外培訓等同于義務教育階段學科類培訓的歪曲解讀。義務教育階段的學科類培訓只是培訓的一部分。國家對培訓實行的是分類監(jiān)管原則，不能一概而論。當然，出現這種解讀，也有其“市場”，因為家長們普遍關心的是義務教育階段學科類培訓，在所有培訓中，義務教育階段的學科類培訓曾經是市場份額最大的。

　　從激活消費活力角度看，開放義務教育階段學科類培訓，無疑可以起到“立杠見影”之效，那些隱形、變異的學科類培訓也可走出地下，這也是不少培訓機構所期待的。但是，激發(fā)培訓消費活力，與治理校外培訓機構是并行不悖的。不是一激發(fā)就全部放開，并一放即亂；也不是一刀切嚴管，一管就死。

　　一方面，要扭轉一些地方存在的“一刀切”管理思維，對政策所允許、鼓勵的校外培訓，要依法支持，不能人為設限。如抬高非學科培訓機構的準入門檻，對非學科培訓機構進行過度監(jiān)管。要積極鼓勵有合法資質的非學科培訓機構規(guī)范經營。

　　另一方面，不能以“清零”為目標治理義務教育階段的學科類培訓。“雙減”的目的是減輕學生的學業(yè)負擔與校外培訓負擔，不是“清零”校外的義務教育階段培訓機構，應該允許有合法資質的學科類培訓機構，給有需要的學生提供培訓服務。在聽取機構、家長的意見基礎上，科學設置學科類培訓機構的培訓時間、按市場規(guī)律制定學科類培訓機構的政府指導定價。校外培訓是學校教育的有益補充，要發(fā)揮其給學生提供差異化教育培訓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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