裝置過不過時，哲學界懂不懂藝術都不是這場討論的關鍵。如果你糾結這些問題你的智商就是朱青生的水平。我覺得這場爭論的核心問題是甘陽的理論中流露出來的“民族主義”思潮。這些80年代的精神領袖為什么在海外度過了90年代以后，歸來以后以民族文化的守衛(wèi)者自居?陳丹青畫個國學研究所，那還是比較輕的癥狀，袁運生號召博士生們學習漢代畫像石，結果自己收了一大堆假古董。當然癥狀最重的就是甘陽這種，已經(jīng)是晚期彌留癥狀開始說胡話了。

　　藝術史研究的方法是將話語表達放到上下文關系中去，而思想界的搞法是把所有孤立現(xiàn)象的上下文關系拋開，然后總結出流芳百世的思想。在此，我想請大家不要忘記這個討論的情景：一個國家資助的研究“中國現(xiàn)代”藝術的課題討論會。這種課題從2000年之后就很多。結合這個背景，有意思的東西就出來了。

　　2000年以來，中國思想界有兩個現(xiàn)象值得注意。一個是“左派”的興起。左派有幾種，最輕的就是“表演性的左派”，比如蹶著后門的車間理論，一個開服裝店的大學教授每天在營業(yè)之余發(fā)些左派的嗲，贏得無知藝術家的叫好然后自己就嗨了 ，然后。最后還有一些“微博的左派”，這些左派一般都姓司馬，這里不多說了。就是“思想的左派”的，比如“汪暉”的左派，還用最極端的“行動的左派”，比如人大那個姓韓的教授。這些左派其實和我們在文學理論中理解的國際“左派”是非常不同。國際的左派，其實是在大資本主義環(huán)境下呼吁保護少數(shù)人群的利益，而中國的左派則是號召為了所謂國家的興亡，犧牲小的利益，從而和國際上資本主義(美國日本)對抗。這類觀點其實最受政府歡迎。因為中國的新左派其實是國家主義派。2009年全球經(jīng)濟危機一來，于是就開始談論“中國模式”，大家全嗨了，以為中國模式才能制造新的經(jīng)濟增長�，F(xiàn)在傻了吧，中國模式除了制造pm2.5和特權以外，什么都制造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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