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先鋒文學陣營中，余華的悲劇敘事可謂最為怪異，甚至是變態(tài)的殘酷。人的敵對力量——陰謀、暴力、死亡觸目驚心，而更為令人瞠目的是當事者對這些東西的麻木，它們指示著人性的原始暴力、殘酷和無可理喻。悲劇成為生活和生命的最為渾渾噩噩、充滿暴力的宿命。

　　到了《活著》，所有的怪異、暴力、冷酷的陰謀一掃而光，整部小說從故事到敘事都回歸于現(xiàn)實和平實，令人心旌搖蕩的溫情彌滿、充盈。最突出的是故事本身回歸現(xiàn)實，從背景到人、事都出自現(xiàn)實。福貴的一生被安置于中國近百年的歷史風云之中，中國現(xiàn)代史上所有重要片斷，抗日戰(zhàn)爭、國共內(nèi)戰(zhàn)、大煉鋼鐵、三年自然災害、文革都在福貴的生活中實實在在的存在，并對福貴的生活發(fā)生悲劇性影響。而福貴一家，從小到老祖孫四代，福貴家外，從龍二到春生，幾乎每個人的人生旅程、來龍去脈都歷歷在目。但最打動人心的現(xiàn)實感則來源于福貴的生活及生活態(tài)度越來越實在，從一個混賬透頂?shù)募w绔之子的混沌度日、荒淫享樂，到一個平頭百姓的辛苦但平安踏實的安穩(wěn)日子，福貴活得可謂越來越現(xiàn)實，而福貴一家人對此的共識和默契則形成了溫情脈脈的幸福氛圍，甚至可以說是達到了老百姓樸實的幸福生活的 境界。這樣宏闊的總體性現(xiàn)實背景與這樣平凡的日常生活相交織使《活著》甚至具有了史詩的框架和厚度。這使人產(chǎn)生一種幻覺，福貴其人及其“生活”是現(xiàn)實生活的真實反映，福貴的悲劇是現(xiàn)實的，悲劇的成因是現(xiàn)實的。正如韓國《東亞日報》的評論：“這是非常生動的人生記錄，不僅僅是中國人民的經(jīng)驗，也是我們活下去的自畫像。”④至此，《活著》的悲劇沖突涉及到個人過失、“歷史的必然要求和這一要求的不可能實現(xiàn)之間的沖突”。但悲劇的成因卻不真正的是這樣的沖突造成的，也就是說真正的悲劇不在于此。正像洪治綱分析的，“這些歷史事件本身在敘事中卻顯得非常平淡，似乎只是人物無意中碰上的一種災難，或者說，只是命運自身的一種潛在安排，至于個人與歷史之間的悲壯沖突并不明顯。這也表明余華的敘事目標不是強化歷史的悲劇性。”⑤福貴生活中無來由的、突然的、接踵而至的死亡和悲劇不是現(xiàn)實，它是象征，是隱喻，它將人生問題引向哲學層面，引向形而上層面。此時悲劇沖突不是人力可以克服或假想可以克服的，悲劇沖突在于生命的終極對立力量——死亡及其代表的人的無盡的苦難。這樣的悲劇是無法達到和解的，因而悲劇是人生的宿命。這樣的人生真相的揭示，將先鋒文學悲劇敘事推向了又一個高峰。在先鋒文學中，由于文本的游戲性質(zhì)，由于故事的直接寓言性質(zhì)，悲劇顯得迷離恍惚，似真似幻，悲劇被引向荒誕和游戲，瀕臨被解構(gòu)的邊緣。而在《活著》當中明顯的寓言變成了隱喻，悲劇既關(guān)聯(lián)到經(jīng)驗現(xiàn)實，又由之超越到生活本真狀態(tài)，直逼人生本相，無法遮掩，不可逃避，無欲的靜觀和游戲都不再可能，有死之人面對最本己的死亡及其對人生底線幸福和意義的無情剝奪時，路如何走?!情何以堪?!《活著》因這樣高超的矛盾沖突的設定而潛在的具有悲劇藝術(shù)的 深度，它接近于海德格爾的死亡哲學。海德格爾以其死亡哲學逼出人的真實存在及對真實存在的面對。人作為此在是去存在，他面對著無數(shù)的存在的可能性，他可以在其中選擇，但在面對著他的可能性中，死亡是最獨特的可能性，它是人最本己的確知而不確定的使一切可能成為不可能的可能性，因而說有人死了和認為死亡是生命的終結(jié)，都是常人為自己逃避死亡而沉淪尋找的托詞。死亡并不存在于生命的終結(jié)之處，相反生命則只能在向死亡中存在!懸臨于人的死亡會隨時檫除此在的存在及其意義。這是此在存在的本真狀態(tài)。那么，出路何在?沒有人能替別人做出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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