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民國,黎元洪總統(tǒng)更提出了“有飯大家吃”的話。這真是“菩薩”心腸,可是當時只當做笑話。原來這句話說在一位總統(tǒng)嘴里,就是賢愚不分、賞罰不明,就是糊涂。然而到了那時候,這句話卻已經藏在差不多每一個士人的心里。難得的倒是這糊涂!
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加上五四運動,帶來了一連串的變化,中華民國在一顛一拐地走著“之”字路,走向現(xiàn)代化了。我們有了知識階級,也有了勞動階級,有了索薪,也有了罷工,這些都在要求“有飯大家吃”。知識階級改變了士人的面目,勞動階級改變了小民的面目,他們開始了集體的行動;他們不能再安貧樂道了,也不能再安分守己了,他們認出了吃飯是天賦人權,公開地要飯吃,不是大吃大喝,是夠吃夠喝,甚至于只要有吃有喝。然而這還只是剛起頭,到了這次世界大戰(zhàn)當中,羅斯?偨y(tǒng)提出了“四大自由”,第四項是“免于匱乏的自由”!皡T乏”自然以沒飯吃為首,人們至少該有免于沒飯吃的自由。這就加強了人民的吃飯權,也肯定了人民吃飯的要求;這也是“有飯大家吃”,但是著眼在平民,在全民,意義大不同了。
抗戰(zhàn)勝利后的中國,想不到吃飯更難,沒飯吃的也更多了。到了今天一般人民真是不得了,再也忍不住了,吃不飽甚至沒飯吃,什么禮義什么文化都說不上。這日子就是不知道吃飯權的也會起來行動了,知道了吃飯權的,怎么能夠不起來行動,要求這種“免于匱乏的自由”呢?于是學生寫出“饑餓事大,讀書事小”的標語,工人喊出“我們要吃飯”的口號。
這是我們歷史上第一回一般人民公開地承認了吃飯第一。這其實比悶在心里糊涂地騷動好得多。這是集體的要求,集體是有組織的,有組織就不容易大亂了;可是有組織也不容易散,人情加上人權,這集體的行動是壓不下也打不散的,直到大家有飯吃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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