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大禮議正是發(fā)生在第二次轉移，即嘉靖皇帝即位之初。簡單來講，大禮議事件只是一場關于嘉靖皇帝應該“認誰作父”的爭論。但這場爭論的持續(xù)時間之久、影響范圍之深遠，讓它成為明朝政治歷史上重大的轉折性事件。
浙江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尤淑君所著的《大禮議：嘉靖帝的禮制改革與皇權重塑》，詳盡地講述了少年嘉靖帝抗衡群臣，為生父“稱宗祔廟”，并步步籌謀，掌控朝政，將明朝皇權推至頂峰的過程。讀完這本書，“不惟明了一朝一事，亦能鳥瞰有明一代”。
大禮議：嘉靖帝的禮制改革與皇權重塑
尤淑君 著
廣東人民出版社/ 萬有引力 2025-1
正德十一年，明武宗朱厚照駕崩。然而這位皇帝沒有子嗣，無法“父死子繼”；也無同父兄弟，更無“兄終弟及”�；饰辉撚烧l繼承？
皇帝在封建時代就是天，誰來做皇帝對于皇室宗親和群臣百官來說，更是比天還大的頭等大事。尤其是大明已經有靖難之變的軍事政變在先，這一背景下的皇位繼承問題如同燙手山芋。在眾人一籌莫展之際，內閣首輔楊廷和提出，明武宗膝下沒有子侄，按“兄終弟及”的原則，只能讓其堂弟朱厚熜來繼承皇位。
楊廷和
按照宗法之理，楊廷和的提議顯然十分中肯。在得到慈壽皇太后（武宗生母）允準之后不久，年僅十五歲的朱厚熜便從湖北入京，繼承帝位，年號嘉靖，世稱明世宗。
至此，皇位繼承問題應該落下帷幕。但棘手之處在于，盡管嘉靖帝繼位是遵循了“兄終弟及”的原則，但他畢竟是外藩親王，在宗法上繼統(tǒng)還是繼嗣，仍然存在諸多分歧。
從血緣上來講，往前追溯三代，成化皇帝明憲宗的第三子朱祐樘繼承帝位，即為弘治皇帝明孝宗，也是明武宗正德皇帝之父。成化帝第四子朱祐杬則被封為興獻王，即為明世宗嘉靖帝之父。
代系圖
按宗統(tǒng)，將嘉靖帝過繼給明孝宗，才算延續(xù)了孝宗-武宗這一分支。但這相當于讓嘉靖帝拋下為人子女的倫常，不認親生父母。但若嘉靖帝不過繼給伯父，如何定義其親生父母的地位？難道讓臣子尊崇一個從未當過皇帝的地方藩王為宗？
這一系列問題由嘉靖皇帝本人提出要為生父興獻王議禮封號而起，全朝上下為此爭論不休長達二十年，史稱大禮議事件。“始而爭考、爭帝、爭皇；既而爭廟及路；終而爭廟謁及樂舞。”
前期由楊廷和為首的多數(shù)派與嘉靖皇帝相對峙，多數(shù)派主張嘉靖帝應當以孝宗為父，而嘉靖帝則堅持“父母可移易乎”的態(tài)度，拒不退讓。在斗爭過程中，以張璁和桂萼為代表的底層官員由于認可嘉靖帝“繼統(tǒng)不繼嗣”的主張，受到皇帝賞識而迅速成為新貴，與多數(shù)派抗衡。
故宮協(xié)和門（舊稱左順門）
上疏，駁回，黨爭，抗旨，元老請辭，勛戚支持，嘉靖王朝上下籠罩著恐怖的政治氣氛。左順門事件和李福達之獄更是以官員職位性命為代價的大請愿與大清洗。
最終在嘉靖帝的獨斷和皇權不可忤逆的權威之下，嘉靖皇帝宣布稱明孝宗為皇伯考，慈壽皇太后為皇伯母，而尊生父母恭穆獻皇帝為皇考，章圣皇太后為圣母。
大禮議之爭之所以持續(xù)二十年之久，是因為后續(xù)還有由此引發(fā)的大量禮制改革和讓嘉靖生父興獻王稱宗入廟目的的達成，但這場鬧劇的主要紛爭在嘉慶七年已經基本平息。
能讓一場議禮持續(xù)二十年之久，甚至帶來大范圍的國家祭祀禮制變化，離不開大禮議中隱含的宗法制度和禮法觀念。
在封建社會中，宗法制度與禮法觀念是確定皇位繼承人的依據(jù)，也是新的皇帝能夠正統(tǒng)繼位、順利掌權的重要基礎。因此在這個層面找到嘉靖帝繼位的依據(jù)，是大禮議兩派斗爭的實質目的。
《大禮議》一書詳盡梳理了嘉靖大禮議時期的禮制變革，也洞察到禮制變革下多數(shù)派和少數(shù)派圍繞皇權正統(tǒng)性和權威性的明槍暗箭。
《大明王朝1566：嘉靖與海瑞》劇照
以楊廷和為代表的多數(shù)派從宗法制度出發(fā)，主張孝宗-武宗一系為大宗，秉持著“大宗不可絕”的觀念，興獻王-嘉靖帝這一支小宗通過讓嘉靖帝過繼為孝宗之子，并入大宗即可。這樣既維護了宗法制度，也保護了明朝皇權的正統(tǒng)。
張璁和桂萼等人代表的少數(shù)派以及嘉靖帝本人，則是從禮法觀念入手，為嘉靖帝繼位尋找合法性。畢竟三綱五常自漢以來都是被全社會認可的倫理觀念，而“孝”更是治國之本。嘉靖帝追認親生父母的行為恰恰是對禮法綱常的遵循，是天經地義之事。
張璁祖祠（位于今浙江省溫州市）
但很明顯，楊廷和作為在中央有著話語權的內閣首輔，如果他在大禮議中成為勝利方，將意味著嘉靖的帝位從宗法上不再是名正言順的正統(tǒng)，而是依附于大宗的小宗藩王。
皇帝的獨立性和正統(tǒng)性受到質疑，而楊廷和等人則可借此要挾“天子門生”，畢竟嘉靖帝的皇位正統(tǒng)性都是由他們一手扶植與認可的，這會對皇權造成極大的威脅。
而嘉靖本人也深諳這一點，并由此掀起了一場規(guī)模宏大的禮制改革。既然宗法禮制能對皇位的正統(tǒng)性構成挑戰(zhàn)，那不如由嘉靖本人重制一套祀典祭禮，以消除禮法制度層面的質疑。
嘉靖時期最終議定的牌位圖
因此他在議禮問題上不肯向楊廷和一派退讓。通過重定禮制，他不僅要為父母議定名號，還要讓父親興獻王“稱宗祔廟”，享受后代祭祀。這不僅僅是為了盡孝，更是為了自己的皇位能坐得正當，坐得安穩(wěn)。
在《大禮議》中，第二章和第三章分別闡述了嘉靖修訂《明倫大典》和更改郊禮廟制的詳細過程。作者以詳實的史學材料為依托，從嘉靖更定禮制的重重細節(jié)中，揭示禮制變革的深層目的和沖突。
《明倫大典》
對于大禮議的匯總性文本、由嘉靖本人纂修的《明倫大典》，尤淑君教授對其進行了細致的分析和研究。“《明倫大典》讓嘉靖皇帝間接剝奪了士人的話語權力，得控制解釋權，讓天下之是非皆出于朝廷，朝廷之是非皆出于皇帝。”
而有關于太廟與世廟的宗廟之爭，作者也通過對于嘉靖帝在原有宗廟制度上加以改動，使得興獻王“稱宗祔廟”的行為進行剖析。通過升明太宗朱棣為祖，以便于抬興獻王為宗。又將過世皇后的牌位提前入廟，以保證臣子后代將血緣關系最遠的仁宗而非明睿宗興獻王“祧”出太廟。在細致的研究與討論中，作者一步步揭示了嘉靖禮制改革的內在邏輯和根本目的。
大禮議期間,嘉靖皇帝和官員你來我往、唇槍舌劍二十多年。嘉靖帝生父興獻王最終升為睿宗，進入宗廟，而內閣首輔楊廷和在此期間下臺，新銳勢力如張璁等人迅速躍升。嘉靖由“小宗變大宗”的目的實現(xiàn)了，他的皇權合法性得到了印證，這位地方入京的少年皇帝，經過這番風云動蕩，也將權力牢牢把持在自己手中。
大禮議是嘉靖的勝利，但并不是嘉靖一朝、大明一代的勝利。大禮議事件深刻地影響了嘉靖朝的政治生態(tài)，也對整個明朝后續(xù)的政治格局進行了重塑。
《大明王朝1566：嘉靖與海瑞》劇照
這場政治斗爭最直接的影響就是黨爭之禍。如果說大禮議初期還是就議禮事件本身的分歧與爭執(zhí)，那么到了中后期已經成為多數(shù)派和少數(shù)派之間相互傾軋、黨同伐異的遮羞布。
尤其是內閣中的權力爭端，在嘉靖朝，前有張、楊二人勢不兩立，后有夏言、嚴嵩、徐階等人“一山更比一山高”。這種黨派之爭、首輔之爭在明朝中后期一直延續(xù)、不曾停止，統(tǒng)治集團內部不斷分裂、崩潰，最終隨明朝覆滅。針對這一現(xiàn)象，作者尤淑君評價在大禮議之后，內閣首輔的政治生態(tài)實為“首輔難為”。
在首輔斗爭的同時，言官群體也作為政治同盟參與到黨爭中去。言官勢力在嘉靖時期呈現(xiàn)出了高度活躍的態(tài)勢，在“從道不從君：言官的道德危機”這一章節(jié)中，尤淑君教授也對于這一多次遭受嘉靖帝打擊，但仍在政局中攪弄風云的政治群體進行了詳細的解析與探究。
嘉靖朝前后首輔一覽
大禮議的勝利帶來的還有皇權的異化。嘉靖皇帝作為地方藩王繼位，不同于采取武力手段的朱棣，嘉靖依靠的是被一種言官臣子質疑的禮制。天子威嚴怎能被猜忌？嘉靖在二十多年間的獨斷專行，離不開他對皇權正統(tǒng)的追求。而在血雨腥風中，皇權的私人化直接導致了“明殺輔臣，始于夏言；明殺諫官，始于楊繼盛”這一現(xiàn)象的出現(xiàn)。
這種橫暴獨斷的治理方式在整個明朝也是極其少見的，僅在開國時期朱元璋、朱棣開基創(chuàng)業(yè)時有所體現(xiàn)。而嘉靖帝時期已是明朝中葉，這種將皇權私化、作為個人政治權力行使的行為，直接導致了明朝自此“國事日非”，日漸衰落。
明永陵（明世宗和三位皇后的合葬陵寢）
大禮議事件作為一個不同尋常的政治事件歷來備受矚目、不乏討論。學界對于議禮者和議禮時期的改革行為存在積極肯定的態(tài)度，也有學者認為大禮議事件本身仍然是阻礙社會進步、暴露帝制腐朽性的政治事件。對于嘉靖皇帝本人，各方所持態(tài)度也是兩極分化。
而這本《大禮議》，用一個成熟、深入、體系化的視角，向我們展示了大禮議事件的細節(jié)與全貌。在皇權與禮制的糾纏中，在史料與議論的巧妙平衡中，我們將隨作者一同深入更加真實的嘉靖王朝，揭開明代的政治邏輯和運行規(guī)律的面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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