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照魯迅先生的說法，中國歷史于國人而言不過是兩種，一種是“暫時坐穩(wěn)了奴隸的時代”，另一種是“想做奴隸而不可得的時代”。這兩種時代，根據(jù)筆者理解的“清官情結(jié)”，前者是“清官出現(xiàn)了的時代”，后者是“渴望清官出現(xiàn)的時代”，此種理解顯然使人悲愴和傷感。貪官污吏橫行肆虐時，人們自然呼喚“清官”橫空出世。一些文藝作品中出現(xiàn)的“清官”，與其說是確有其人其事，不如說是現(xiàn)實社會中人們的一種精神幻想和道德寄托。古代和現(xiàn)在的社情民意都在傳播“清官精神”，且引導(dǎo)和撫慰著社會心理，于是建立在這種社會基礎(chǔ)和大眾心理上的“清官文化”便成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一個重要因子，“清官情結(jié)”也成為國人的一種集體無意識。宋代的包拯和明朝的海瑞就是“清官情結(jié)”的具象化人物。

　　據(jù)《宋史卷三一六》記載，包拯“平居無私書，故人、親黨皆絕之”。也就是說包拯平素很少和人進行交往，更沒有書信往來。由于“清官情結(jié)”作祟，后人把包拯加以神化和圣化，將其當(dāng)成清官的楷模和廉政的表率，以顯示他與其他官員的不同，供后世為官從政者們欽敬、仰慕和效仿。中國歷史上可與包拯比肩的清官當(dāng)屬明代的海瑞�！睹魇罚亢Ｈ鹆袀鳌份d，明世宗四十五年二月，海瑞向嘉靖皇帝遞上一封 的奏疏。在這封奏疏里，海瑞一面謹守人臣的本分，一面大罵嘉靖皇帝“薄于父子”、“薄于君臣”、“薄于夫婦”，“蓋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還用了好幾個“陛下……過矣”，并且表示這些“過”都是可以改的，只要皇帝“一旦幡然悔悟”，“過”的改正也只是在“一振作間而已”。他在諫諍時就已經(jīng)買了一口棺材，準(zhǔn)備“待罪于朝”，這說明他清楚他的奏疏絕不會令皇帝“幡然悔悟”，更不會收到絲毫成效，他這么做的結(jié)果肯定是死路一條。這件事的后果自然是海瑞被逮捕入獄，尋移刑部，判處絞刑。但幸運的是，在海瑞還沒被執(zhí)行死刑時，嘉靖皇帝就提前死去了，他被即位的新皇帝釋放出來繼續(xù)以他的行事風(fēng)格行使他的職責(zé)。海瑞的一生是充滿戾氣的一生，他要在這個嚴酷的帝國體制中做一顆緊擰著的螺絲釘，一生忠心耿耿地為大明帝國服務(wù)，可惜大明帝國仍然因為難于接受和理解他，使其終生處于悲憤和孤獨之中。

　　“清官”在歷史中之所以“物稀而可貴”，根本原因在于中國的官僚體制究其根本就是一種“淘汰清官”的體制。在中國官場上，一個人道德上的善惡無法與現(xiàn)實“潛規(guī)則”中的利益得失相抗衡，因此自身也就很難保持清正廉潔。學(xué)者吳思在《潛規(guī)則》中一語道破了這種官場上的“潛規(guī)則”：“（中國的官員們）第一次是接受圣賢的教育，第二次則是接受胥吏衙役和人間大學(xué)的教育。第一次教育教了官員們滿口仁義道德，第二次教育教了他們一肚子男盜女娼。”（《新官墮落定律》）海瑞便是這套“潛規(guī)則”的犧牲品。他在這場“無物之陣”中，到處碰壁，越是碰得頭破血流，他越要通過極端的“找死”方式證明自己的清廉，最終終于走到人性極度扭曲的地步。據(jù)史料記載，明朝改革家張居正對海瑞的執(zhí)政能力十分不屑，說海瑞做官有原則、有操守，但缺乏變通與靈活，因此有政德而無政績，做應(yīng)天府巡撫兩年，“賦稅減了三分之二”，海瑞氣得罵“滿天下都是婦人”。如此看來，海瑞并不一定是個好官但肯定是個清官。相對來講，官德不佳的張居正對歷史發(fā)展的貢獻遠非海瑞能比，

　　而在中國民間褒揚其人的并不多。包拯與海瑞相差無幾，正史和野史資料均表明，包拯似乎也沒有突出的政績�？磥�，國人從古至今，對官員的評價主要看是否有政德，而對政績并不特別看重。

　　崇尚清官決非壞事，但崇尚過度了，形成清官情結(jié)，就出了問題。從百姓方面來看，有過重的清官情結(jié)，就把清官理想化，把希望寄托在遇到清官上，沒遇到清官自認倒霉，忍聲吞氣，不再拷問制度的優(yōu)劣，以為有了清官一切問題都可迎刃而解。從官員角度來講，陶醉于清官情結(jié)，認為自己做到“達則兼濟天下”，過于相信自己的良知，而忽略健全完善制度機制�，F(xiàn)代社會分工越來越細，任何一個官員即使是職位很高的官員都不可能解決所有問題，除了履行自身職責(zé)，其他既不能過問，也無力過問，何況有些事情牽涉極廣，成因復(fù)雜。清官情結(jié)是靠不住的，甚至是可怕的。希望我們多一些制度情結(jié)，少一點清官情結(jié)。惟其如此，構(gòu)建和諧社會的步伐才會快一些穩(wěn)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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