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今年開始公務員工資將逐步進入上漲周期”，針對收入分配改革問題，財政部研究員張鵬日前表示，“收入分配改革則是當前最根本性的改革”

　工資收入尤其是公務員工資問題，總是一個很容易牽動人心的話題。這不僅是因為工資收入觸及的是一個最為基礎性的民生問題，同時也是因為，對于廣大社會公眾來說，“公務員工資”實際上具有某種雙重性：不僅涉及一般的社會收入初次分配問題，而且也密切關乎政府公共財政上的二次分配問題。這意味著，面對公務員工資上漲問題，社會公眾其實也有雙重身份，既是旁觀的羨慕者(對大部分普通民眾來講，公務員的工資和福利都是遠高于自己的)，也是有權參與的監(jiān)督者，因為他們不僅是與公務員一樣的勞動者，更是養(yǎng)活公務員的納稅人。

　站在“公務員也是勞動者”角度，對公務員工資進行適當的調整上漲，當然完全沒有問題。但若進一步站在“公務員由納稅人養(yǎng)活”角度，公務員工資究竟應如何“上漲”，如這種“上漲”與納稅人負擔如何保持合理平衡，又與“政府過緊日子”的理念如何充分兼容，顯然又需要進一步認真推敲斟酌。結合目前我國公務員工資收入分配，以及政府財政供養(yǎng)狀況，筆者以為，以下幾點或許至關重要。

　其一，在內部的分配結構上，公務員工資上漲應主要優(yōu)先側重于那些直接與民眾打交道的基層一線公務員，尤其是那些長期在艱苦崗位、行政級別很低、屬于“非領導”序列的普通基層一線公務員。眾所周知，長期以來，囿于高度官本位的分配體制，基層公務員實際上一直普遍存在著付出與待遇不相稱，“壓力大、收入低”的問題。因此，公務員工資上漲不能是簡單平均的“普漲”，而必須更有現實針對性。

　其二，公務員工資上漲，應同時與包括“三公”在內的職務消費的“只減不增”甚至大幅“下降”，密切掛鉤結合起來。當前一些領導干部級別公務員在“職務消費”方面究竟存在怎樣驚人的“黑洞”，最近媒體的相關報道無疑已提供了大量鮮活的例證，如“一個地市級副職每年職務消費40萬甚至100萬元以上”、“配三輛公車”……顯然，如果能首先將如此奢侈鋪張的職務消費“黑洞”有效堵住，從中節(jié)省行政成本，既能為公務員工資上漲提供資金來源，也不會額外增加財政支出。

　其三，此外，公務員工資上漲，還應與財政供養(yǎng)人員的“只減不增”密切掛鉤，也即，盡可能地通過精簡機構、裁汰冗員的“減員增效”而不是簡單增加財政開支的方式，來實現公務員工資待遇的提升。眾所周知，盡管我國編制內公務員總量并不算多，但是“財政供養(yǎng)”意義上的公職人員數量卻極為龐大，不僅包括千萬計的事業(yè)編制人員，還包括數量同樣驚人的大量編外“臨時工”，如人們熟悉的協(xié)管、協(xié)警等。如果這些臨時工也能有所精簡，如按人社部最近提出的“臨時工比例禁超10%”要求裁減，勢必同樣極大減輕財政負擔，并為公務員工資上漲提供資金，既能增加對公務員的激勵，又能充分彰顯“政府過緊日子”的理念、不加重納稅人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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