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荒漠石山披上綠裝
科學家扎根偏遠山區(qū)扶貧19年
“停車,停車。”
曾馥平喊住第一次走這條山路的司機,跳下車掰開路邊的樹杈,等同行的車隊都從樹杈下駛過去,他才松開手跟上來。群山間起伏的石子路,大多只能容一個車身。車上一位老鄉(xiāng)說,擱在10多年前,路邊到處都是 的石頭,一個來回就能“報銷”一批輪胎。
這是一條沒有名字的山路,當地人管它叫“上山的路”,越過兩三個山頭,約摸兩個小時,一個名叫古周的小村莊出現在車隊面前。村委會主任譚老漢笑著迎了上來。
古周村坐落在廣西壯族自治區(qū)環(huán)江毛南族自治縣,1958年,這里曾因放出了水稻“畝產超過13萬斤”的“衛(wèi)星”而名聲大噪,加上喀斯特地貌遍布的自然環(huán)境,最困難的時候,“老天爺一不高興,這一年的收成就都沒了”。譚老漢告訴記者,那時候的他還是個孩子。
但是,他從未想過要改變,因為“一切都是老祖宗傳下來的”。
路的另一頭,是中科院環(huán)江喀斯特生態(tài)系統(tǒng)觀測研究站,曾馥平是該站的副站長。19年前,他還是一個剛進研究所的小伙子,夢想著成為“侯學煜”那樣的科學家。上世紀90年代,環(huán)江縣接到上級下達的政治任務,接納了8萬名生態(tài)移民,他們都是因喀斯特地區(qū)惡劣的自然環(huán)境,而不得不搬離家鄉(xiāng)的百姓。批文下來后,曾馥平主動請纓,來到了這里。
老鄉(xiāng)告訴記者,“那一年,科學家走進了大山,老百姓則出了山!边是在那一年,對于譚老漢和曾馥平,他們的命運幾乎同時改變。
曾馥平改變了他最初設想的科技軌跡,從那次政治任務起,他一待就是19年。2002年,他全票當選為環(huán)江縣副縣長,這在當地屬第一次,一個外來掛職的副縣長被人大代表一票一票選出來。而在4年前,他才剛剛開始掛職科技副縣長。
不過,聊起剛開始的那4年,便能發(fā)現,這個全票來之不易。
在喀斯特地區(qū),從山下往上看滿眼都是石頭,從山上往下看才可以看到一窩窩泥土,這樣的土地在理論上被認定為“不適宜耕作”。但是,對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們來說,他們沒有別的辦法。
譚老漢回憶,當地人常常用鋤頭一點點挖開堅硬的巖石,把稀薄而珍貴的土壤一點點地聚集到一起,圈出一小塊一小塊土地,見縫插針地種些玉米,這就是他們 的口糧。
其結果是,播種糧食的山坡水土流失愈加嚴重,地越種越少,日子越過越窮,石漠化也日趨嚴重。
包括曾馥平在內的科學家設計出一套生態(tài)“適應性”發(fā)展方案:把種玉米改成種牧草、養(yǎng)牛——牧草播種后,6年才需翻耕一次,而且它們的根系能牢牢抓住土壤;一畝牧草能養(yǎng)活一頭牛,一家養(yǎng)上四五頭牛,能有七八千元收入;牛糞還能用來生產沼氣,可以替代木材燃料,保護薪炭林、水源林。
設想不錯,但對像譚老漢這樣不愿“拋棄傳統(tǒng)”的老百姓來說,他們能接受嗎?
從車上下來,記者隨曾馥平一行人走在古周村泥濘的小路上,只見兩側的人工牧草十分茂密,不少已有半人之高。鉆進毛南族村民的牛棚,便看到牛棚里4頭牛正在吃著剛收割回來、切碎的牧草。
譚老漢還給記者算了一筆賬:種一畝草能養(yǎng)兩頭牛,一頭牛能賣2000元,每戶最少也要養(yǎng)四五頭牛,占到戶均收入的80%。對比以前,種玉米一畝地只能掙兩三百元。他說,“村里有錢了,生態(tài)也比過去好多了,也不用再遷出去了!
然而,在10多年前,曾馥平第一次下鄉(xiāng)勸說村民改種牧草時,卻吃了閉門羹。
他本以為,跟村民講明白“科學道理”,他們便會照著做;但當他跑去村子時卻發(fā)現,連人都見不到一個——村民只扒著門縫看他,門也不開。
第二次,他學著入鄉(xiāng)隨俗,拎上幾斤熟牛肉、帶上好米酒,去村民家喝酒。那回,平常幾乎從不沾酒的曾馥平喝得大醉,倒在床上一覺睡到天亮。等他醒來,村民們圍在床頭說:“我們信你了,你讓我們怎么干,我們就怎么干!”
時任縣政府扶貧辦主任的譚勇還提到另外一個細節(jié)——當年他和曾馥平一起敲開村民的門,吃飯時,他發(fā)現老百姓家里的筷子很臟,有的甚至都發(fā)了霉,有的被火燒過,折了一半。曾馥平拿起筷子,在腋下擦了一下,便用了起來。曾后來告訴他,“不這樣,老百姓接受不了你!
兩年過去了,環(huán)江縣上南、下南、木論、龍巖4個貧困大石山區(qū)97戶513名移民出山了,搬進了一個稱為“肯福示范區(qū)”的地方。后者在短短的一年多時間里,人均純收入達到1220元,比之前多了一倍多。
按照縣里的統(tǒng)計,如今的“肯福示范區(qū)”,更是高達80%的農戶住上了樓房,95%的建了沼氣池。2011年,當地農民人均純收入達4652元,高于環(huán)江縣和河池市的平均水平。
這一舉措還受到來自國際同行的認可。來“肯福示范區(qū)”考察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官員Robyn Iredale曾表示:“肯福模式”成了生態(tài)移民可持續(xù)發(fā)展的典范。
于是,當地流傳開了兩種有關“19”年的說法,其一,19年,讓不長草的石頭披上了綠意,讓桂西北的荒漠石山成為綠洲其二,19年,也足以讓一個曾經年輕氣盛的小伙子兩鬢染霜,因此,曾馥平在當地被傳誦作了“真扶貧”。
記者問他,“你現在更多的是一個科學家,還是一個官員?”
這個寡言的人笑了笑,沒有說話。站在他旁邊的中科院亞熱帶農業(yè)生態(tài)研究所所長、中科院環(huán)江喀斯特生態(tài)系統(tǒng)觀測研究站站長王克林搶著說:“他還在繼續(xù)搞科研,所以,應該說是一個用科學為老百姓服務的人!
被問及家人時,曾馥平總在不斷重復:“怎么不支持?他們都很支持我。”之后,卻不再多說其他話。
事實上,19年里,還有兩件事兒在當地傳誦著,一是曾的女兒從他離開那年起,從3歲的嬰兒出落成21歲的亭亭少女,這期間,他回家的次數用手指頭都能數得過來;二是縣里更換了5任縣長和5任扶貧辦主任,而他卻仍在這里堅守。(記者 邱晨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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