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你知道父親節(jié)怎么來的嗎？歷史上這些偉大的父子你知道幾個？
6月21日是父親節(jié)
相信大多數(shù)朋友都已經(jīng)在計劃
如何給爸爸過個有意義的節(jié)啦！
不過，你知道父親節(jié)的由來嗎？
父親節(jié)丨你知道父親節(jié)怎么來的嗎？歷史上這些偉大的父子你知道幾個？
父親節(jié)由來
世界上的第一個父親節(jié)，1910年誕生在美國，是由住在美國華盛頓州斯波坎(Spokane) 的布魯斯多德夫人 (Mrs. Dodd，Sonora Louise Smart Dodd) 倡導的，多德夫人的母親在生育第六個孩 子時，因難產(chǎn)而死，多德夫人的父親威廉斯馬特先生 (Mr. William Smart) 曾參加過南北戰(zhàn)爭，他在妻子過世后，獨自一人在華盛頓州東部的一個鄉(xiāng)下農(nóng)場，承擔起撫養(yǎng)、教育六個孩子的重任，多德夫人在家中排行老二，亦是家里 的女孩，女性的細心特質，讓她更能體會父親的辛勞，斯馬特先生白天辛勞地工作，晚上回家還要照料家務與每一個孩子的生活，經(jīng)過幾十年的辛苦，兒女們終于長大成人，當子女們盼望能讓斯馬特先生好好安享晚年之際，斯馬特先生卻因多年的過度勞累于1909年辭世。
1909年斯馬特先生辭世之年，當多德夫人參加完教會的母親節(jié)感恩禮拜后，她特別想念父親，多德夫人心中明白，她的父親在養(yǎng)育兒女過程中所付出的愛和艱辛，并不亞于任何一個母親，多德夫人將她的感受告訴給教會的瑞馬士牧師 (Rev. Rasmus)，希望能有一個特別的日子，紀念全天下偉大的父親，她的這一想法得到了牧師的贊許，同時得到了各教會組織的支持，多德夫人隨即寫信向市長與州政府表達了自己的想法，并建議以她父親的生日——每年的6月5日作為父親節(jié)，斯波坎市市長與華盛頓州州長公開表示贊成，州政府采納這一建議的同時，把節(jié)期改在6月的第三個星期日，1910年6月19日多德夫人所在的華盛頓州斯波坎市，舉行了全世界的第一次父親節(jié)慶祝活動，在差不多的時間里，美國各地其它城鎮(zhèn)的人們也開始慶祝“父親節(jié)”。
在父親節(jié)這天，人們選擇特定的鮮花來表達對父親的敬意和思念，人們采納了多德夫人的建議，佩戴紅玫瑰向健在的父親表示愛戴，佩戴白玫瑰則表達對亡父的悼念，這種習俗一直流傳至今，起初父親節(jié)的日期各不相同，且有的地方用蒲公英作為父親節(jié)的象征，有的地方則用襯有一片綠葉的白丁香向父親表示敬意。
1924年美國總統(tǒng)柯立芝表示支持設立全國性父親節(jié)的建議，1966年約翰遜總統(tǒng)簽署總統(tǒng)公告，宣布當年6月的第三個星期天為美國的父親節(jié)，1972年美國總統(tǒng)尼克松簽署正式文件，將每年6月的第三個星期日定為全美國的父親節(jié)，并成為美國 性的紀念日。
父親節(jié)并非“泊來”的節(jié)日哦！
其實，中國也有自己的父親節(jié)！
中國的父親節(jié)
中國的父親節(jié)起源，要追溯到民國時期，1945年8月8日，上海發(fā)起了慶祝父親節(jié)的活動，市民立即響應，抗日戰(zhàn)爭勝利后，上海市各界名流，聯(lián)名請上海市政府轉呈中央政府，定“爸爸 ”諧音的8月8日為全國性的父親節(jié)，在父親節(jié)這天，人們佩帶鮮花，表達對父親的敬重和思念。
時為1945年8月6日，上�！渡陥蟆房摹栋税烁赣H節(jié)緣起》。文章稱：美國為紀念歐戰(zhàn)中陣亡將士的妻與母，曾發(fā)起創(chuàng)立母親節(jié)。而今，中國也應該發(fā)起創(chuàng)立自己的父親節(jié)。因“父”字形同“八八”，且“八八”讀音也與“爸爸”相同，故號召上海市民，一同來過“八八父親節(jié)”。當時，日軍雖敗局已定，但尚未投降，上海仍在其控制之下，這一倡議“暗中表示懷念祖國之意”，實有風險。文章末尾，公開署名的首倡者共10人，分別是：顏惠慶、袁希濂、陳青士、梅蘭芳、史致富、嚴獨鶴、費穆、陸干臣、富文壽、張一渠。
上述諸人，均系名流，雖久處淪陷區(qū)，但愛國之志仍存。如顏惠慶于北洋時代，曾任外交總長、署理國務總理等職，1941年12月香港淪陷，遭日軍所執(zhí)，次年被迫返回上海，堅持不出任汪偽政府任何的官方職務。
1945年的這次民間發(fā)起的“父親節(jié)”活動，影響范圍有限。至1946年5月，又有上海名流潘公展、李石曾、宋漢章、王曉籟、杜月笙、吳稚暉、李登輝（原復旦大學校長）、錢永銘等數(shù)十人，聯(lián)名向國民政府請求定每年的8月8日為“父親節(jié)”。其理由是“中國八年抗戰(zhàn)，終究得到了最后勝利，這八年中陣亡將士不可計數(shù)，而這輩將士，前赴后繼，殺敵致果的忠勇精神，實受父親平日教養(yǎng)和隨時激勵的結果，所以父親對于這次抗戰(zhàn)勝利的影響，十分偉大。回憶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美國加維然女士，發(fā)起母親節(jié)，紀念歐戰(zhàn)中陣亡將士的妻與母，因為她們對于國家有偉大貢獻；我們應該效法先例，規(guī)定父親節(jié)，同時紀念這次大戰(zhàn)中陣亡將士的父與兄，因為他們對國家也有偉大影響，使父和母同沾其光。”該請求獲國民政府批準。
每年的8月8日，遂成為全國性質的法定“父親節(jié)”。是日，子女佩花以作紀念——父親健在者，佩以紅花；逝世者，佩以白花。相關的推廣工作也隨后展開。譬如，作為“父親節(jié)”的首倡者之一，1946年8月7日，顏惠慶被邀請去“青年會”做關于“父親節(jié)”的演講，“談了不同社會中父親的地位和責任”。次日，他又在日記中寫道：“報上滿載關于‘父親節(jié)’的報道”。
了解了父親節(jié)的由來
接下來就讓我們來看看
歷史上那些偉大的父子吧！
在古人眼里，父子不僅是血緣的傳遞，更應該是美德的傳遞。
《禮記》說：“良冶之子，必學為裘；良弓之子，必學為箕”，意思是說，冶鐵良匠的孩子，一定要學習做鼓風用的風裘。制弓良匠的孩子，一定會學習制作畚箕藤器。比生育更重要的是事業(yè)的傳承。
下面就來看看古時候的那些偉大的父子們，看看美德是如何傳承的。
圣賢父子
首先要說的是曾晳、曾參父子。
這對父子都是孔子的 學生學生。曾晳就是那個 的典故“二三子各言爾志”中孔子特別贊賞的弟子。
一次，孔子讓幾個弟子如子路、冉有等談論自己的志趣。大家談的都很高遠，但曾晳只愿意在暮春的時候，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帶著孩子們，穿著春天的衣服，到沂水游個泳，唱唱歌，然后乘著歌聲回家。
孔子為什么特別贊賞曾晳呢？因為曾晳的理想充滿了人情味，那是一幅長幼和諧，其樂融融的圖景，而孔子畢生追求的不就是這個嗎？
曾晳的兒子曾參就是歷史上的曾子。“吾日三省吾身”這句話，其實是曾參說的。
曾參是個大孝子。《孟子》里記載，曾參贍養(yǎng)曾晳，常常給曾晳做好吃的。飯后，曾晳常常要問曾參，那些菜還有沒有多余的，曾參便回答有，即便是沒有也回答有，然后重新去做這道菜。曾參的目的只是不想讓父親失望，不想讓父親想吃菜又不好開口。
而曾參的兒子曾元雖然也是個孝子，但曾參問曾元有沒有多余的菜時，曾元只回答沒有，這樣曾參也不好意思說想吃了。
曾參的孝之所以更值得稱道，是因為他做到了孔子所說的“色難”，即在父母面前依然和顏悅色，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史家父子
幾百年后，又有司馬談、司馬遷父子。
司馬遷雖然是偉大的史學家，但他的偉大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對父親的繼承。
司馬談是漢朝的太史公，他的《論六家要旨》乃是一篇概括各種學派學術綱要的重要文獻。據(jù)李長之先生考證，司馬遷《史記》中《孝景本紀》、《律書》、《晉世家》、《老莊申韓列傳》、《刺客列傳》等八篇都極有可能是父親司馬談的作品。
《刺客列傳》乃是古文的名篇,如果李長之先生的考證可靠，那么我們可以說，這位父親的文學成就也不讓哲嗣。
司馬談因為被漢武帝猜疑，郁郁而終，臨終前握住司馬遷的手，叮囑他完成寫史大業(yè)。司馬遷也沒有辜負父親的囑托。我們知道司馬遷后來因為為李陵辯解，觸怒了漢武帝，被處以腐刑，因而發(fā)憤著書，完成了一百二十萬字的《史記》。
這部書被唐代史學家劉熙載評價為“學《離騷》得其情者為太史公”，魯迅先生的 評價“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或許是從這個評價得到的啟示。
當然，司馬遷的偉大，除了自身的發(fā)憤，也要部分歸功于父親的遺澤。高貴的精神，既需要修養(yǎng)，也需要傳承。
經(jīng)學父子
漢代是一個經(jīng)學昌明的時代，由于漢代經(jīng)學重視家法，所以父子經(jīng)學家不計其數(shù)，比如治《尚書》的夏侯父子，治《儀禮》的歐陽父子等等。但筆者想在這里著重講一對有爭議的父子，那就是劉向、劉歆父子。
因為劉歆在歷史上的名聲并不好。為什么呢？因為劉歆做了篡漢的王莽的國師，并據(jù)說為王莽篡漢偽造經(jīng)典，為王莽捏造合法性和正當性。
劉歆制造偽經(jīng)的說法出自清末經(jīng)學家廖平和學生康有為，但錢穆先生的《劉歆父子年譜》已經(jīng)為劉歆洗清罪名，告訴我們劉歆并沒有偽造經(jīng)典。至于劉歆做了王莽的國師，這一點的確是事實，但關鍵在于我們怎么看待。
劉向當然是漢朝的忠臣，做過漢朝的大夫，還為漢朝管理過經(jīng)書。在人們看來，王莽篡奪了漢朝，而劉歆做了王莽的臣子，這無異于投靠了父親的敵人，是為不孝。
對于這個問題，筆者是這樣看的，其實王莽篡漢在程序上并非不合法，王莽是接受了西漢亡國皇帝孺子嬰的禪讓才接過王位的。這并不是靠暴力的爭奪，雖然背后肯定有逼迫和威脅，但在形式上卻是合法的。
傳統(tǒng)政治重形式勝于實質，所以從這個意義上看，王莽也并非漢朝的敵人，而是漢朝的繼承者。況且王莽既是一個野心家，也是一個理想主義者，王莽的野心有多大，他的理想就有多大。
王莽的人格魅力和道德高度是人所共知的，應該說劉歆輔佐的并不是一個大惡人。這是其一。
其二、劉歆在父親的事業(yè)上確實做到了繼承和發(fā)揚。劉向是中國的目錄學鼻祖，他的《別錄》將歷代經(jīng)典做了一個系統(tǒng)的目錄，著錄圖書六百零三家，計一萬三千二百一十九卷，可謂功德無量。
劉向去世后，劉歆繼續(xù)父親編書的工程目，更進一步地將父親的輯錄分成了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術數(shù)略、方技略，并加上輯略。這便是 的《七略》。
劉歆對父親事業(yè)的發(fā)展，除了刪繁就簡之外，更在于實現(xiàn)了書目的分類，這對于日后“經(jīng)史子集”的四部分類法無疑是一個先聲。
所以，筆者認為，應該給這對歷史上有爭議的父子（主要是對劉歆的爭議）一個合理的評價。劉向劉歆雖然在政治立場上不同，但是在事業(yè)上，劉歆依然不墮家聲。
梟雄父子
過了幾百年，大家熟悉的三曹父子登上了歷史舞臺。我們習慣上認為曹操、曹丕是政治家，而曹植只是一個華而不實的文人。其實這不對。
應該說，曹植的血液里依然流淌著父親那種建功立業(yè)、舍我其誰的政治熱情。“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yè)，流金石之功”乃是曹植畢生的政治理想，“國仇亮不塞，甘心思喪元。撫劍西南望，思欲赴太山”等等充滿英雄氣概的詩句在曹植作品中更是數(shù)見不鮮。
當然，曹植比起父親和哥哥來，缺少的是心計和殘忍，而且他的政治熱情與其說是一種天生我才，不如說是一種書生意氣，他不甘心于做一個書生，但又只能做一個書生。這便是曹植身上矛盾的地方。
不管怎么說，歷史上像三曹父子這樣在政治、文學上全面發(fā)展的并不多見。國學大師錢基博先生對三曹父子的性格與文學做了一個非常精當?shù)脑u價：“魏武感時傷亂，其辭悲涼。文帝傷逝嗟生，其氣消沉。植則憂讒畏譏，其意郁結。”
投稿郵箱：chuanbeiol@163.com 詳情請訪問川北在線：http://www.sanmuled.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