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分是二十四節(jié)氣之首，語意即春季的一半。這一天白天和黑夜等長，均為12小時。從天文學上看，春分是指太陽從天球（注1）的南方向北方移動過程中，行進到天球赤道和黃道的交點之處。而春分點就是太陽直射到地球赤道的那一刻。作為天球計量、計算、定位的基本理論之一，春分點對于天文學研究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各國人民很早就認識到春分的重要性。古巴比倫人通過仔細觀測，把天空中的白羊座-β星所在的區(qū)域命名為白羊座，以此類推命名了金牛座、雙子座等。這就是十二星座的來歷。古巴比倫歷法以此為依據(jù)，把一年分為十二個月，白羊座作為春分的標記，即為一年之始。

        但是，由于太陽、月亮、行星引力影響等原因，地球的地軸一直在進行緩慢的周期運動，從而使天球上的節(jié)氣點也在不斷地“漂移”。比如，公元前6000多年，蘇美爾人發(fā)現(xiàn)春分點位于金牛座α星；但公元前2000多年，古巴比倫人則發(fā)現(xiàn)春分點已“漂”到白羊座-β星。

換種更直白的說法，每年春分的固定時間，在地球上的固定地點仔細觀察太陽，會發(fā)現(xiàn)太陽不是在同一位置。這種現(xiàn)象叫“歲差”，是由我國西晉一位官N代學者命名并算出較 值的。他一生淡泊名利，長年孤守觀星樓，終于“揪”住了漂移的冬至點和春分點，并進而推算出歲差的數(shù)值。

        不喜當官的官N代

         東晉成帝咸和年間的某個黃昏，天空已現(xiàn)點點繁星。在會稽郡余姚（今浙江省內(nèi)）城外的觀星樓上，一位寬袍大袖、頭發(fā)微白的學者，靜靜地觀察著星空，并不時在身邊的星圖上作記號。

他一直在找一組星宿，即位于東壁九度（注2）的壁宿。按他的推理，壁宿是冬至日的標志星宿，只要找到它們，就表示冬至已到。為此，他入了迷，也不知找了多少年。

 

      這樣做，緣于他的出身和愛好。

        他叫虞喜，出身余姚望族，用現(xiàn)在的話說就是地道的“官N代”。與其它望族不同的是，虞氏族人自三國起就對天文歷法頗感興趣。虞喜的曾祖虞翻，是三國吳大帝孫權(quán)的重臣，政務之余編有《易律歷》；翻第六子虞聳，官至西晉河間太守，著有《穹天論》一書。

或許受家族影響，虞喜自小博古好學，比同齡孩子早熟且有思想。他年輕時致力于天文歷法研究，由于在《安天論》一書中反對天圓地方的“蓋天說”而聲名鵲起。

        出身名門，學富五車，在封建社會按說應該身居廟堂，鼎食鐘鳴。

虞喜對這一切無動于衷。更有甚者，他對朝廷伸來的橄欖枝也避之不及：會稽太守諸葛恢聘其當功曹（相當于郡守的助手），他拒絕了；朝廷一再征辟他為博士等，他不置與否……

       “不營世務，耽學高尚，操擬古人。”屢請不至，開明的皇帝干脆下個詔書，表揚虞喜淡泊名利，品行高尚，并特許他專心搞學問。

于是，虞喜利用家族之財，在余姚城外建了一座觀星臺，吃住都在里面。

        從此，他便用肉眼在星空中尋找東壁九度的壁宿。

        因為，只有找到那組星宿，才能證明從古至今冬至的標識星宿（即冬至點）一直在西退。換言之，冬至日不是固定的，而是不斷前移。由此確定，其它節(jié)氣日也像冬至日一樣前移。其中影響最大的是春分，因為古代有文化的人都知道，春分對一年四季劃分、對科學研究都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如果對此事不加重視，若干年后，人們便不能能用某個星宿來判斷冬至或春分是否到來，進而無法劃分四季，影響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

        這是怎么回事？難道二十四節(jié)氣的標志星宿真會變？

        命名歲差復算值

        關(guān)于農(nóng)歷節(jié)氣的標志星宿會不會變的問題，晉朝之前的天文學家已有關(guān)注。

        研讀古籍時，虞喜發(fā)現(xiàn)對前人對冬至日的標志星宿記錄有所不同�！渡袝�▪堯典》所載“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意思是如果太陽落山后看到昴宿（注3）出現(xiàn)在中天，那表示冬至到了（東周以前把冬至叫叫日短，春秋時始出現(xiàn)“冬至”名字）。后來，他在《史記》、《春秋》等古籍中發(fā)現(xiàn)，隨著朝代的變遷，人們發(fā)現(xiàn)冬至的標志星宿變?yōu)槲杆�、婁宿、奎宿等星宿�?/p>

    “難道是古人記錯了？”虞喜腦海閃出一個念頭，但隨即否定了，“每次記的星宿都不一樣，似乎這里面有什么規(guī)律。”

       于是他大膽推測，由于某些原因，冬至的標志星宿在不斷西退。細心的他按古籍所載，把天空中這些星宿的所在位置連起來，隱隱發(fā)覺是一條自東向西的弧線。

        認為此事非常重要的虞喜經(jīng)過精密推算，確定最近若干年冬至日的標志星宿是壁宿。只有找到壁宿，才能確定冬至到了。當然，找壁宿的同時，他也沒忘記尋找標識春分、夏至和秋分的星宿。

        在沒有天文望遠鏡，沒有宇宙飛船的年代，用肉眼觀察星空，并非怪事。漢朝發(fā)明地動儀的張衡，劉宋時編制《大明歷》的祖沖之等人都觀察過。不過像虞喜一樣一看就是幾十年，還真是罕見！

        天道酬勤。公元330年冬至日的黃昏，49歲的虞喜終于在中天發(fā)現(xiàn)了若明若暗的壁宿！

        理論加實踐出真知。結(jié)合觀察記錄，虞喜聯(lián)系古籍的記錄得出一個結(jié)論：“堯時冬至日短星昴，今二千七百余年，乃東壁中，則知每歲漸差之所至。”（《宋史·律歷志》）很顯然，從上古開始，由于冬至的標志星宿發(fā)生變化，所以每歲的冬至都有極細微的差別。

        后人根據(jù)此話，將太陽兩次回到冬至點的周期（即回歸年）比地球圍繞太陽繞一圈的周期（即恒星年）差一小段的現(xiàn)象命名為歲差。

        冬至點有歲差，春分點自然也有。只有找到歲差數(shù)值并運用到新歷法中，才能徹底解決問題。

       于是，虞喜在觀星樓里沒日沒夜地計算歲差數(shù)值。不知過了多久，他終于算出了結(jié)果。

       虞喜最終是這樣算的：從上古堯帝到東晉，約二千七百年；從昴宿到東壁九度，西移共五十多度。由此相除，歲差值為五十多年西移一度。（目前科學所測為七十一年八個月西移一度）

       虞喜發(fā)現(xiàn)歲差并計算數(shù)值，可謂中國天文學史上的大事。雖然他發(fā)現(xiàn)歲差比古希臘最偉大的天文學家依巴谷（注4）發(fā)現(xiàn)歲差晚了兩百年，但他比依巴谷所提“每百年差一度”的數(shù)值更加 。因此，后世科學家認為他的成就可以與祖沖之 計算圓周率相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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