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蠱大案，導致了漢武帝晚期政治的重大轉變。

　　那么，什么是巫蠱呢?

　　“巫蠱”二字，在中國漢朝之前的典籍上沒有記述。有人認為《易經(jīng)》之中的“蠱卦”和巫蠱有關系，完全是牽強附會。易卦之“蠱”，乃故老之“故”的通假，和巫蠱的“蠱”全無關系。

　　蠱，蠱惑也。蠱，其古音和“鬼”字通假，所以《說文》中記載：“臬桀死之鬼亦為蠱。”;同時，蠱還通“詛”，詛咒之術也�？梢赃@樣說，“巫蠱”，乃巫鬼之術或者是巫詛(咒)之術。

　　《漢書》記載說，“巫蠱”起自胡巫，是從匈奴傳到中土，也非常有道理。因為匈奴民族信奉的薩滿巫術，和史書中記載巫蠱術操作方法非常近似，就是以桐木制作小偶人，上面寫上被詛咒者名字，生辰八字，然后裝神弄鬼一番，施以魔法和詛咒，最恨將木偶埋放到被詛咒者的住處或附近。經(jīng)過這樣的魔法巫蠱，信者就認為，被詛咒者的靈魂即可受控制，他的性命就能掌握在施法術人的手中。

　　自從戰(zhàn)國晚期開始，由于當時戰(zhàn)亂導致的民族遷徙和融合，使得匈奴薩滿巫術漸至中土，逐步流行，無論是下層百姓和上層王公貴族，皆對巫術深信不疑。

　　武帝繼位之初的元光年間，皇后陳阿嬌失寵，也曾使用巫蠱之術詛咒過剛剛得武帝寵愛的美人衛(wèi)子夫。武帝發(fā)覺后，就把昔日金屋藏嬌的表妹皇后廢黜，受此事件牽連，被殺的女巫和宮人多達300人。但當時的巫蠱案件，僅限于皇宮內(nèi)廷，對于國內(nèi)政治影響很小。

　　武帝征和元年冬天開始的巫蠱之禍，影響就太大了，甚至延綿數(shù)年，牽連誅死者甚眾，而且都是與皇族有關的公卿大臣，甚至包括了皇太子劉徹、皇后衛(wèi)子夫，丞相公孫賀、劉屈氂，諸邑、陽石二公主，以及三個武帝皇孫，而牽扯入內(nèi)的公卿大臣，更是多而又多：江充、韓說、章贛、蘇文、石德、趙破奴、任安、暴勝之、田仁、朱安世、商丘成、張富昌、李壽、馬通、馬何羅、景建，等等。漢朝政治中心的都城長安，也在此次重大政治動亂中流血成渠，平民死傷數(shù)萬。

　　巫蠱之禍，成為武帝晚年空前的一場政治亂局，對日后的大漢朝運祚影響深遠。

　　宋朝大文士洪邁在其《容齋續(xù)筆》這樣評說道：

　　漢世巫蠱之禍，雖起于江充，然事會之來，蓋有不可曉者。武帝居建章宮，親見一男子帶劍入中龍華門，疑其異人，命收之，男子捐劍走，逐之弗獲。上怒，斬門候，閉長安城門，大索十一日，巫蠱始起。又嘗晝寢，夢木人數(shù)十，持杖欲擊己，乃驚寤，因是體不平，遂苦忽忽善忘。此兩事可謂異矣。木將腐，蠹實生之。物將壞，蟲實生之。是時帝春秋已高，忍而好殺，李陵所謂法令無常，大臣無罪夷滅者數(shù)十家。由心術既荒，隨念招妄，男子、木人之兆，皆迷不復開，則謫見於天，鬼瞰其室。禍之所被，以妻則衞皇后，以子則戾園，以兄子則屈氂，以女則諸邑、陽石公主，以婦則史良娣，以孫則史皇孫。骨肉之酷如此，豈復顧他人哉?且兩公主實衞后所生，太子未敗數(shù)月前，皆已下獄誅死，則其母與兄豈有全理?固不待於江充之譖也。

　　逐本尋源，巫蠱之禍也有它的“科學”解釋。

　　武帝天漢年間，漢朝國內(nèi)疫病大流行，連霍去病這位天下無雙的青年英才，也都在這場漢朝大疾疫中得病而死。這種疫病的最初原因，很可能是由于匈奴所致。當然，并非匈奴薩滿巫師多有能耐能把人咒死，但他們行動后果，導致了疾疫的發(fā)生和流行：匈奴薩滿巫師指導匈奴軍人，將病死的牲畜埋到漢軍經(jīng)過的水源上方，或者將未死的受傳染的疫病戰(zhàn)馬驅趕到漢軍軍營內(nèi)，最終造成漢軍人馬染病。

　　這種因死馬死牲畜造成的病毒，隨著漢軍的最后凱旋歸來，被軍人帶到了長安等地，造成了疫病在都城和附近地區(qū)的大爆發(fā)和大流行。

　　即使在今天，我們對于變種的許多病毒都束手無策，更何況當時科學很不發(fā)達的漢朝呢。時人迷信，就把這種致人死命的疫病歸結為巫蠱詛咒。為此，年老體弱的漢武帝，更是疑心四起，加之他本人晚年也可能受病毒感染，更加深了他對巫蠱的恐懼。

　　所以，巫蠱之禍這個歷史謎團，其實也不是很難解：主因是漢武帝多疑猜忌的性格，次因是匈奴人最早的“生物病毒細菌戰(zhàn)”，輔因是他平時服用的導致幻覺發(fā)生的“神仙大力丸”，種種相加，大災難最后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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