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果斷是有據(jù)可查的，誅魏氏，是他十七年皇帝生涯中最光輝的事情。之后，他的果斷就用錯了地方。懷疑＋果斷，是皇帝給所有忠臣良將最大的毒藥。袁崇煥，一個打死了努爾哈赤的功臣，一個讓所的滿州人心驚膽寒的軍人，一個赤膽忠心，一心想學(xué)岳飛的人，最終與岳飛有了同樣的下場，死在了 劣的抄襲來的反間計上，自毀長城，是 的果斷。“自崇煥死，邊事益無人，明亡征決矣。”（《明史.袁崇煥傳》）。 的疑心是明朝皇帝中最大的一人。在殺了袁崇煥后，他越發(fā)的不信任大臣，在他的任上，究竟殺了多少封疆大吏，罷了多少內(nèi)閣首相，沒數(shù)過，但若算算年平均數(shù)的話，尤其是他在位的最后幾年，可能沒有人能比的上他。如果一個皇帝在政事上是這般的果敢，那么，亡國也就是遲早的事了。至于他的愛民，他的《罪已詔》，他動輒就下的“減膳、撤樂”的命令，那真是“汲汲于譽”，掩人耳目。

　　 年間，邊患紛擾，流賊頻仍，戰(zhàn)事紛起十余年，北方大旱十余年，百姓無以為生，已到了易子為食的地步，國庫無錢。顯而易見。在 九年，其實就有人提出了解決財政空虛的方案，《明季北略》卷十二載有《錢士升論李琎搜括之議》，便是這件事情：“四月，武生李琎奏致治在足國，請搜括臣宰助餉。”學(xué)士錢士升擬下之法司，不聽。士升上言：‘比者借端幸進(jìn)，實繁有徒。而李琎者乃倡為縉紳豪右報名輸官，欲行手實籍沒之法。此皆衰世亂政，而敢陳于圣人之前，小人無忌憚一至于此！且所惡于富者兼并小民耳，郡邑之有富家，亦貧民衣食之源也。以兵荒之故歸罪富家而籍沒之，此秦始皇所不行于巴清，漢武帝所不行于卜式者也。此議一倡，亡命無賴之徒，相率而與富家為難，大亂自此始矣。’已而溫體仁以上欲通言路，竟改擬。”“上仍切責(zé)士升，以密勿大臣，即欲要譽，放之已足，毋庸汲汲。……”

　　這位李琎，在《明亡述略》作為李璉，言“李璉者，江南武生也，上書請令江南富家報名助餉”，大學(xué)士錢士升加以駁斥。其實這個李生也是迂腐，大明朝存在了兩百多年，哪有窮皇帝的道理，何況前朝還有好幾個小氣的把銀子放的發(fā)了霉的皇帝和好幾個特別會搜刮的皇帝。肯不肯拿出來才是關(guān)鍵，要皇帝向臣下要錢，那多沒面子，而且他這樣說，是不是暗指皇帝也留著私房錢不肯拿出來？他這個折子僅僅就這樣處理了，是他的命大。在李自成攻入北京后，打開內(nèi)庫一看，其“舊有鎮(zhèn)庫金積年不用者三千七百萬錠，錠皆五百兩，鐫有永樂字”（《明季北略》卷二十）。這么多錢，若真是放用來放庫賑災(zāi)助餉，可能李自成也不反了，清兵也進(jìn)不來了，自己也不用煤山自盡了（只是可能）。就算不夠用，也比下《罪已詔》、“減膳、撤樂”要實惠的多，老百姓也會買他一點賬。

　　 的亡國，《明史.流賊傳》中說的還是很全面:莊烈之繼統(tǒng)也，臣僚之黨局已成，草野之物力已耗，國家之法令已壞，邊疆之搶攘已甚。莊烈雖銳意更始，治核名實，而人才之賢否，議論之是非，政事之得失，軍機之成敗，未能灼見于中，不搖于外也。且性多疑而任察，好剛而尚氣。任察則苛刻寡恩，尚氣則急遽失措。當(dāng)夫群盜滿山，四方鼎沸，而委政柄者非庸即佞，剿撫兩端，茫無成算。內(nèi)外大臣救過不給，人懷規(guī)利自全之心。言語戇直，切中事弊者，率皆摧折以去。其所任為閫帥者，事權(quán)中制，功過莫償。敗一方即戮一將，隳一城即殺一吏，賞罰太明而至于不能罰，制馭過嚴(yán)而至于不能制。加以天災(zāi)流行，饑饉洊臻，政繁賦重，外訌內(nèi)叛。譬一人之身，元氣羸然，疽毒并發(fā)，厥癥固已甚危，而醫(yī)則良否錯進(jìn)，劑則寒熱互投，病入膏肓，而無可救，不亡何待哉？是故明之亡，亡于流賊，而其致亡之本，不在于流賊也。嗚呼！莊烈非亡國之君，而當(dāng)亡國之運，又乏救亡之術(shù)，徒見其焦勞瞀亂，孑立于上十有七年。而帷幄不聞良、平之謀，行間未睹李、郭之將，卒致宗社顛覆，徒以身殉，悲夫！導(dǎo)致明朝的滅亡，黨爭、法壞、邊患、流賊等等，無一不可寫幾本專著，這里只是一時之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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